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1930年代）
第十二章 诗的未来
终章。此书作于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年代。“今天，整个资产阶级文化正在它的最后危机中痛苦挣扎”；工人阶级作为各个被压迫阶级的领导者的地位作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诗人可能在意识以至理论上接受革命思想以至投身革命，服务于工人斗争，但生活与精神上存在隔膜；等等……这些论述我们大体上可以接受。但作者以为，比如，西班牙也已进入“最后的斗争”，然而苏共指挥的西共所极力襄助的，却不是工人革命，而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对敌人专政”的说词背后，是官僚层的崛起和工人民主的萎缩、消失……一个陷入胶著的漫长时代的开端。（吴季）
一
未来曾经是人们寄托希望和憧憬的地方；人们把未来的丰盈端到贫瘠的现实面前，以此来发泄对这个不公平世界的不满。
人们只能梦想未来——这梦想或多或少是能实现的。梦想并非“随意地”联想，而是由当前现实的真实的原因产生某些幻想，对往昔现实生活的记忆形象以新的方式重新进行融汇组合，甚至连梦境也由其他事物决定，梦境中的某种运动也许反映了目前尚未认识到的白昼物质现象中的真实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可能准确地梦想未来——换句话说，科学地预见未来。这就是梦想的预言的力量与创造世界的力量。它获得创造世界的力量，并非由于它是梦——疯子的奇思怪想就否定了这一点——而是因为在思想的领域里，它反映了一种藉梦想的帮助可以完全付诸实践的运动。像收获节日的诗歌一样，梦想从其作为行动的指导与动力的价值中汲取力量，它已经从梦幻范围脱出，进入了社会革命的范围。它不是个人的梦想，而是那些在个人的意识中反映整个阶级创造作用的人的梦想，而这阶级的活动是由社会的物质条件所造成的。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把诗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地进行研究——即在运动中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但是谈运动一词而要达到完整明确，就要求不仅指出它从何而来，而且要指出向何方而去。当我们考察诗的过去时，我们已经置身于它的未来——即我们的现在——但是目前，为了理解诗的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思想引向未来。我们只能泛泛地这么做；我们只能预言由一些最根本、最基础的力量所产生的量的运动。社会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仍然处在它的幼儿时期，因为科学不仅仅是观照思考，它产生于与现实的积极斗争中，把现实的连续变化概括为某种科学法则。所以，社会学这门学科是革命活动的产物，因为这是改变社会现实的活动。人们还没有学会完全控制自己。
这一运动的结果将在我们的意识中通过斗争见到分晓，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将成为扩大和改造我们自己意识的真正力量。因此，一个全新价值观的世界将要诞生，对此我们不能从质的方面进行描述，就像我们无法俯看我们自己一样。
上述第一个限制必然使我们注意，任何预言不可说得过于详细精确——一个小的改动常常能使一种性质转变到它的反面。另一个限制促使我们提防，不可将未来的新颖性简化为当前的陈旧术语。
由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们已经不能与产生自身的那些限制因素相适应了。现在，这些限制因素正在被打碎，并或快或慢地被改造。这些变化并非“自动地”发生的，因为历史是人们的行动创造的。不过，人们的行动并非总是产生他们所希望的效果。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人的意志所支配的行为的最后产物，但历史发展的结果绝不是由任何一些人的意志所支配的。
今天，整个资产阶级文化正在它的最后危机中痛苦挣扎。其矛盾的张力开始时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如今正在破坏生产力，而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正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它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深化的必然解决办法。一方面，工厂里的组织加强了；另一方面，工厂与工厂之间为私人利润的竞争加剧。一方面，生产力出现了无与伦比的发展；另一方面，现存的经济制度，不断产生危机，造成对生产的限制。一方面是国际交流、意识统一和集团生产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民族主义与敌意的增长。一方面是对和平的渴望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备战的日益加剧。在国外，闲置的游资正疯狂地寻求利润；在国内，闲散的劳工正在徒劳地寻找工作。在社会的一端，制造出了一批人数愈益减少的富豪，他们的收入、权势、购买力的增长，超出了早先社会的梦想；而在社会的另一端，一支无产无业的大军正在扩大，他们的绝望处境达到了任何先前文明时代从未见过的程度。一方面，在新的技术世界里，科学与技术繁荣一时；另一方面，科学与艺术细分成各个领域，它们之间的分离与矛盾，使知识陷入混乱，使人们陷入精神上的绝望状态。
这些矛盾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因为它们在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上代表着资产阶级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即无视社会关系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忽视，意味着只有一个阶级享有自由，这个阶级的存在有赖于其自身基础持续革命化，所以其存在也就持续不断地为其毁灭准备条件。“自由”市场——盲目的、失去法律控制的状态，无政府主义的法则通过这种状态无情地施展其影响——支配资产阶级的头脑已有四个世纪之久。四百年来，资产阶级实现了自由，除了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社会制约——即规定生产资料为资产者所有以外，这种自由不受其他任何社会限制。这一准则意味着，必须把自由日益抬高到一个含糊的理想的高度，因为从实际利益去解释资产阶级自由，就等于一个阶级公开要求对获取自由的手段进行垄断。社会产品是自由的条件，而对它进行垄断就意味着对社会产出的自由进行垄断。剥去外表，从实质来看，资产阶级的自由准则，确确实实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剥去外表，自由就暴露出其真正的意义。它表明，虽然资产阶级要求人人平等，要求个人自由，要求实现个人价值，但在一件事上却止步不前，而恰恰是这件事却能使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真正实现上述要求：资产阶级不肯谴责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这种私有制是剥夺多数人的财产的条件。他们绝不肯责难少数人对剩余社会产品的垄断，在〔而？〕这种垄断则是对多数人进行奴役，使其陷于贫困的条件。然而，这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觉羞愧，因而撤销其宣言，并停止有关自由与个人价值的夸夸其谈。相反，不自由的人们对这一准则的实质的理解，迫使资产阶级进一步使自由的概念更远离物质生活的现实，并把它抬高到一个完全理想的领域，它在这个领域里毫无限制地传播发展，形成一个颠倒的理想自由的世界。这颠倒的世界既是对现实的悲惨境况的一种抗议，又是对它的一种反映——是一个纯粹资产阶级幻想，是人道主义的宗教。正是随着社会生活中人类自由总和的削减，自由与个人价值这一虚幻的理想世界才得到了最典型的发展。
社会中存在这样一个阶级，它的不自由是由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所决定的。这个阶级通向自由的道路，在于打破资产阶级的法权，并因此在于消灭赖此法权而继续存在的资产阶级。这一不自由的阶级长期以来以无产阶级而见知于世。它不只是现代社会中最最蒙受苦难的阶级。有关它的这一典型的资产阶级概念忽略了它的最重要的作用。自从阶级出现以来，历史上一直有一些最最受苦受难的阶级。它们是古代社会的奴隶，中世纪社会的农奴与农民，以及现代社会的工资奴隶。当经济生产达到某一水平，一个人能够生产出超过他维持生存所必要的东西时，剥削别人就成为有利可图了。自从那时以来，这些最受苦难的阶级的悲惨境况，在社会的良知面前显然一直是个无法抹杀的问题。“贫困众生始终伴汝同在。”菩萨、耶稣、马丁·路德等，却把人类中的大部分人所受的苦难，视为此生此世必然命运的一部分，并编造了一个完全虚幻的来生，以补救现世的不幸，缓和苦难，从而平息受折磨者的反叛。[1]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造最受苦难的阶级的那种方式，使得其经济的运行奠定了它自身被消灭的基础。它把无产阶级组织在巨大的工厂里，为一个影子国家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国家背后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影子国家。资产阶级在其早期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利用被剥削者，这从政治上教育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以便在为争取部分劳动剩余价值的斗争中保护自己，这就把它的政治教育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通讯联络的改进及教育的普及等，把无产阶级联合成紧密的整体；资产阶级受经常性危机的袭扰，在危机中，资产阶级不能为其奴隶稳固地保住受奴役的条件，于是资产阶级在危机中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反而被迫去养活奴隶，要不就把他们投入集中营，或送往战争的前线。这表明资产阶级已最终没有能力统治下去。经久的失业状态的出现注定了一个时代的完结。它预示史前期社会、或阶级社会时代的终了，在这个社会时期中，人们的行为创造了历史，但是所创造的却与他们原来的打算大相径庭。
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情法则——在这个法则下，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补偿利润下降的行动，只能加速资本主义自身的垮台——加速垄断资产阶级的兴起，他们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一直竞争到工厂的社会组织与工厂的个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为止。
人民中的大多数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日益垄断生产资料的少数人。这一垄断集中，远不是使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变得容易一些，而是使这一过程更加痛苦，更多困扰。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所依赖的特权的不合理性日益加剧，迫使资产阶级采用愈益残暴的、阴谋的和专制独裁的方法来维持它自身。一个人的出生会带来最剧烈的阵痛；而发生在俄罗斯、德国与西班牙的事件，恰恰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警告的正确性：一个新的社会只能在苦难中产生，遭受某些人暴力的折磨，这些人不惜一切地阻止新世界的诞生，他们在那新世界中的不自由，将正是大多数人享受自由的基础。
受苦难人民的反叛——这在俄罗斯已经发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绝非头脑清醒地向一个共同目标的过渡。遭受资本主义最后急剧扩张之害的一切阶级——工人、农民、小农场主、小店主、工匠、技工、艺术家、专家——组成了这个富有反叛性的群体：大家都共同认为，这种局面是不可容忍的；但只有一个阶级通过其生活条件而组织起来，去推翻这个旧的制度，并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其他阶级都是作为这旧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而组织起来的，推翻这样的国家，就意味着取消他们唯一藉以组织起来的手段。只有产业工人，经由自己的工会、合作社与政党组织起来反抗这个制度，所以它能提供一种结构，能真正推翻社会，并把它翻个个儿。
产业工人阶级的这一特征赋予它在斗争中的领导地位。除了人数与组织情况以外，一切形势都对它不利，资产阶级统治着旧的体制，到处垄断着司法、警察、军队、行政机关、金融和商业的关键部门。生活在资产阶级经济体制中，所有人的思想都为资产阶级先入为主的成见所扭曲。但物质条件的压力不仅驱使无产阶级像先前奴隶及封建农民那样进行反叛，而且与奴隶及农民不一样。这种物质条件的压力把成功的手段——即无产阶级的组织以及资本主义的集中置于无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反叛的第一时期被赋予实际上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时期成功以后，这个阶级的组织表现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诸范畴中最受人辱骂而又最不为人理解的一个方面，因为它表现了一个阶级的创造性作用。资产阶级有时可以把这个阶级视为“苦难最甚的”阶级，但却从来不把它视为“最先进的”阶级。
受苦难的大多数人要求推翻旧的体制，但他们并非都懂得这意味着要建设一个新的体制。小资产阶级似乎总觉得人们可以使历史逆转，回复到往昔的时代。那时私有财产还不是剥削的手段，因为当时工具还不够发达，又相当分散，还可以由使用它们的人所拥有。占有者与生产者是同一个人。无产阶级知道，工厂不能像工具一样为个人所占有。无产阶级不以此为憾，而是懂得，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发展，导致了工厂的组织性与劳动的社会化，它已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使少数人的自由不再依靠大多数人的不自由。
社会产品足够为所有的人提供自由。继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别任务。在生产率的提高中，别的阶级通过实践得知，历史不可逆转，现在的问题是向新的高度冲击。当他们懂得这一点的时候，人民在总体上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开始衰退。新的苏维埃宪法的诞生已经预告了这一点，这部宪法赋予所有的人以平等的权利，这不是共产主义的高潮，而只是向共产主义新进军的开始。只有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平等“权利”的概念才能从国家结构中消失，而国家也将逐渐消亡。通过与别的人联系去实现自由，这一“权利”本身就否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权利的观念，而这种平等权利观曾经是资产阶级文化所能企望的最高道德标准。这种平等权利观中的普通人，反映的是市场上的平均劳动力。“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人们的天赋能力与愿望各有差异，上述的信条——共产主义的信条——怎能与平等权利相容并存呢？一种权利意味着反对另一种权利。而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状态，其中的物质条件不再迫使人们相互为敌。
国家的出现在于防止有钱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会使社会瘫痪。公开冲突的制止，并不纠正不平等状态，因为这种不平等是当时使劳动生产率实现增长的条件。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化，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国家在社会不遭破坏的情况下，使这种不平等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因为穷人与富人的利益是互相对立的。国家只能通过高压统治来维持不平等的继续存在。国家是强制机关，统治阶级进行剥削的条件是由它来强制维持的。只要人群因财产权与社会的物质条件而分裂成为利益冲突、明争暗斗的阶级，它们之间斗争的休止就只有靠一个似乎超然于这两个阶级之上的强制政权才能维持。这个政权就是国家。
使资产阶级保有自由的私有财产，是使大多数人不自由的条件。当这些人多数人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而反过来获得自由权的时候，保证他们自由的条件就是资产阶级的不自由。但是，资产阶级也和所有别的统治阶级一样，为了其自身的继续存在，要求有一个被剥削的、不自由的阶级。无产阶级却并不要求维持资产阶级，以便维持其自身的自由。这样就为结束阶级社会准备了条件。
只要资产阶级及其阵营中的追随依附者还在一国之内或之外存在，作为强制机关来维持无产阶级自由的条件的无产阶级国家就必须存在下去。资产阶级的教育，以及他们的特权生活所给予他们的独特经历的残余影响，使得被剥夺了财产的资产阶级成为危险的敌人，随时准备把社会投入暴力，以重新获得所失去的东西，以维护其理想自由的物质基础。但他们生存的条件不是扎根于经济中——他们的剥削手段已经丧失了。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资产阶级在消失，随着它的枯萎，国家也在消灭，因为国家是社会中阶级划分的表现，它扎根于经济的物质条件中，并影响人们的意识。当整个人类的意识都是那些从不知道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人的意识时，国家就不再需要作为单独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东西而存在下去了。那似乎是没完没了的战争，那时而公开、时而隐伏、但却总是悲惨而残暴的战争，就可以停止了，因为苦难阶级的悲惨处境终于不再被归咎于上帝或魔鬼，不再归罪于犹太人，或别的国家中同一阶级的其他人，不再归罪于任何想象中的邪恶根源，而是归罪于那产生这一苦难阶级的物质条件。一旦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了苦难的真正根源，仇恨与悲惨就结束了。它不是和平地结束。因为大多数人发现自己与一个阶级相对抗，该阶级的幸福正是扎根于大多数人希望予以清除的那些条件中，所以该阶级准备用暴力来捍卫那些条件。但这是最后的一次战争，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是充当一个阶级的先锋队，该阶级的客观条件使其成为整个革命过渡中的领导。充当先锋队就是充当领导，不随波逐流；这也意味着它作为有组织的前锋要与自己的阶级保持联系，成为该阶级的指导理论与塑造现实的意志的积极表现。
那么，这个政党怎么可以既发挥上述作用而又不像今天俄国的政党那样呢？——对待被推翻了的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使用强制手段，以使将来不再使用强制手段；对待解放了的大多数人，它充当领导，不是经由任何强制性的权利来充当领导，而是因为它最清楚、最完全地表达了被领导者的目标与愿望，由此而出现了一个政党的独特景况，它是国家中的少数，并且作为一个政党没有什么权利或权力，然而——经由它的党员在当代苏维埃社会各机构中所发挥的指导监护作用——它却随处都在指引本阶级的活动，它总是集中体现与表达本阶级的经验。但是，社会的领导成员的组织，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织，不论多么没有强制性，由于社会生产仍然处于不完善的水平，也总是表现出一种社会不自由的残余。只有社会生产高度发展，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身体与精神的个性，社会主义时代才能终结，共产主义时代才能开始。到那时，这个政党也会逐渐消亡，因为它将扩大到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阶段，所以将不再是个政党。只有到那时，人们才完全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不是对必然性置之不理，而是通过行动，完全意识到必然性。过去人们已经达到对物质环境的必然性的自觉，但没有意识到社会本身的必然性，所以他们遭受到各种社会形式——机器，收获，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关系——的奴役。人们对物质环境的必然性达到自觉是通过改变物质环境的经验。认识社会也唯此一途，否则，人们怎么能对社会的必然性达到完全的自觉呢？政治科学，除了是革命的科学以外，还可能是任何别的科学吗？人们由此而详尽地、具体地认识到有关自由的总的抽象公式，表述如下：
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即在为自由进行的斗争中），为获得那种自由而建立某些相互的关系。这自由包括人们一起从经济生产、从改造大自然所取得的社会成果。但人们不改造自己就无法改造大自然。通过必要的和发展着的关系——即人们所谓的社会——的中间调理，人与大自然之间相互渗透，或互相反射。对这一点的充分理解，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不仅认识大自然的必然性，而且认识自身的、因此也就是社会的必然性。从客观上来看，这种积极的主客体关系就是科学；从主观上看，这种积极的主客体关系就是艺术；而作为在与实践积极结合中出现的意识，则只不过是具体的生活——即在众多个人与大自然共存的世界里，像一个人那样工作、感觉、思维与表现的整个过程。
我们在上面所作的分析，对今天的社会运动所进行的经济与政治的分析，一般会被认为与诗的研究毫不相干。但是那些对上述论述一直耐心地读下来的人，没有哪一个人会看不到它与当代艺术的关联，没有哪一个会看不到理解社会基础的革命性改造的重要性，这种革命性的改造正处处影响着艺术与艺术家。
二
使整个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得到改造”的这一巨大革命转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不是通过简单的、刹那间的运动完成的。这转变是一个物质的过程，是对整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体系的改造，而这些物质的运动都反映在人们的意识中，在人们的意识中斗争出个结局。这个转变才刚开始，但在整个艺术领域中，在纷繁丰富的斗争发展中，都已感到了它的影响。对革命的性质，对未来的社会，都应有所理解，否则就不可能理解现代艺术。在潜意识中发生的爆炸所产生的每一个飞片的轨迹，无不表现出对未来社会的压力。
我们谈到无产阶级的艺术，这是表现无产阶级本身运动的艺术，这个运动旨在通过使其自身与整个社会融合一致，而消灭其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阶级社会的作用在于在社会的一极积聚全部意识，从而加强科学与艺术的发展。那么，在无产阶级社会发展形成自己特有的意识以前，无产阶级艺术怎么可能作为高于资产阶级艺术的形式而存在呢？只有当无产阶级自由超出资产阶级自由的时候，才可能充分发展形成无产阶级的意识——因为意识是确保其存在的社会成果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艺术也是个生产性的问题。
无产阶级意识，即使当它与资产阶级意识相等的时候，它也会具有较高的质量，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意识，被社会中一个阶级所垄断，并且仅仅表现那个阶级的渴望与目标，因此，资产阶级艺术是截掉半边机体的人的艺术。资产阶级不是一群多少有些随意地组合在一起的人。它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视为一个阶级或少数人的。任意组合的人，在任何领域里都可能出色地表达出对现实的完美而全面的意识——任何社会中的艺术家与科学家都是这样的少数人。资产阶级是个经济的阶级——它是由其整个物质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来界定的；它是一个阶级，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所以它仅仅处理社会具体生活的一部分。生活运动的其余部分进入另一个阶级的永恒的黑夜，并从中返回到意识的白昼。这是经过改造的意识——没有任何资产者知道是如何改造的。如果他们知道是如何改造的，他们就不再是资产阶级了。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眼光的片面性是不可改变的，而随着造成阶级分化的物质矛盾的增加，思维与行动之间的鸿沟也扩大了。社会意识与社会行为被割裂开来，就像把骨与肉割裂开来一样。现代意识中明显存在的遭受残害的痕迹表明，人类几乎难以忍受这种肢解的痛苦。
仍然依附于统治阶级那一极的意识因脱离与其机体的联系而在收缩、僵化。它变得学究气、反动、法西斯化，并处于半死不活的僵化状态。艺术意识的大部分不能经历这一裂变而依旧留存下来，其中的一部分——出于它的全部盲目性与本能——被吸引到被剥削阶级这一极来，但这造成的影响，却是把整个意识领域炸成碎片。这一不堪忍受的紧张关系，在所有诚挚的现代资产阶级艺术的混沌、迷醉的混乱状态中表现出来，在该种艺术里一切都在令人困惑的痛苦之流中分解、旋动。劳伦斯及其追随者的呐喊表达了这一情况，他们要求从现代思想意识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乔伊斯的精神分裂症式的幻觉也表现出这一情况，他谴责资产阶级经验全是妖魔鬼怪的半夜聚会。
一部分资产阶级的艺术意识，由于本能的初级的经验而被拉到对立的一极，留在那里，并由于无产阶级生活的组织而清醒过来，因而分化出来，坚持站在被剥削的与革命阶级的一极。在这里，它与在分离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意识融合在一起：这已经形成的意识是科学的，而不是艺术的，是知识的、行动的，而不是感情的和表述的。
这一新的意识逐渐吸引了旧意识中所有溃散了的成分。旧意识的模式几乎消失不见了。沿着资产阶级范畴的“力线”组织起来的旧意识模式必须全部打破，旧的成分才可进入更丰富的模式；这个模式此时不再是社会中的有限部分的创造物，而是已扩大到把整个的具体生活都包括进去的那个阶级的创造物。这一扩展将在新意识的更为充实的内容中显示出来，而新意识将由人类现实的整个过程来供给养料，所以能够像花卉一样有机地开放，如同在部落社会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只是自部落社会以来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无产阶级艺术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将变成共产主义艺术。
这过程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过是与物质经济领域里将要发生的事相对应的发展。由于资产阶级经济范畴所产生的阶级分化的两极间的排斥运动，资产阶级生产的因素，即生产力，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只有当这些问题解决的时候，资产阶级生产的因素才能在社会主义的更有成效的组织中加以安排，但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大致轮廓已初步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出现，作为起组织作用的力量，从工会发展为工人的苏维埃政权。
这一切都在人们的意识中经过斗争得以解决。在艺术的领域里，它体现为资产阶级艺术家与无产阶级的短暂或混乱的结盟，或无产阶级艺术家的出现（开始时，是在资产阶级技巧手法的限度之内。）
资产阶级艺术家对待无产阶级的关系，有三种可能——反对、结盟、或同化。反对，指回复到被抛弃的范畴去，但已不再可能回到昨天的被拋弃的形态中去；这些形态已自行消灭。于是有必要“倒退”，并转回到几乎是神话式的主题中去，以血统和无意识来解释世界。这就要使自我与外在世界都变得粗野、原始，以便找到对于反对立场的认可，而这只能是反动的特权势力的同盟。这种逆转历史的企图，使我们有了斯本格勒[2]的、“亚利安人”[3]的和法西斯的艺术。
目前，大多数资产阶级艺术家在走与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法国的纪德，我国的戴·刘易斯、奥登、与斯彭德——许多超现实主义者也都参与了这一结盟。这样的结盟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结盟。资产阶级不能产生出任何高于它已经产生的组织——即民族主义的国家组织。在法西斯的国度里，这种组织达到了极端的形式。所以，如果任何艺术家拒绝这个资产阶级的组织，并成为革命者，他们只能被组织到由无产阶级创造的更高的形式中来。但这已是同化的道路，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那些与之结盟的资产阶级艺术家。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进入无产阶级的组织，而是作为“同路人”留在队伍之外。所以他们对现在社会的态度只能是破坏性的——即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和超现实主义的。他们常常赞美革命是巨大的爆炸，这能炸毁一切他们觉得阻碍自己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建设性的理论——我们指的是作为艺术家的建设性理论：作为经济学家他们可能接受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但作为艺术家，他们不可能理解一种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这种艺术将取代资产阶级艺术。
他们知道，在革命的伟大的辉煌表演以后，必然会“出现某种新的情况”。但他们并不以艺术家的明晰方式感受到这种新的具体生活的特定的美。因为顾名思义，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与那个行将实现新生活的组织是完全隔绝的，所以也唯有该组织的胸怀里，装有那新生的未来的轮廓。这些结盟者总要在未来里放入“某些东西”，他们倾向于把对资产阶级自由与资产阶级平等的模糊憧憬放进未来。他们试图从他们自己的愿望出发来设想那美好的新世界，这从表面上来看，与仇恨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份子并无多大差别。法西斯分子试图以自己的愿望阻遏新世界的实现。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都产生了对未来的概略设想，这些设想都出奇地病态，精神上是歇斯底里的；不过，在其中一种情况下，这设想是倒退，而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充满了前行运动与盲目的预言。
当然，当代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只是资产阶级反叛的旧悲剧的变种。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些资产阶级分子主张一些矛盾的范畴，对这个体制进行反叛，但这只不过加速他们所厌恶的事物更向前推进。然而它毕竟是这个悲剧的新的变种。在这个最后的阶段，积极帮助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是促成它的毁灭。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结盟者，是真正的革命派，而他们的活动中的破坏因素不是虚假的。它是真正的、完全的破坏因素。他们之所以会发生分裂，是因为他们对待革命不可能有建设性的态度。
他们思想倾向中的这种托洛茨基式的因素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较年轻一些的是罗曼蒂克的革命派：这是革命中狂热的具有破坏性的那一部分，革命对于他们是美妙的：在很多情况下，革命而没有暴力，显然会使他们失望。波德莱尔在谈到一八四八年的街战时，说了下面一段话，表达了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精神：“我，当我同意成为共和主义者，我知恶作恶……我说，革命万岁！正如我会说：破坏万岁！死亡万岁！”[4]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甚至赋予其艺术中的革命因素一种法西斯色调，因为他们的憎恨来自同一源头，即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吃亏受苦。然而，他们的作品中，憎恨是指向真正的根源——即资本主义，而法西斯份子则把憎恨指向一些虚幻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和别的民族（真正无产阶级的艺术中的破坏因素，来自无产阶级的苦难，那是另一类不幸）。
他们作品的情感背景的建设性方面常常是含糊、迷茫而混乱的：它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掩盖一种要求，即“给我自由”或“摆脱社会约束”的要求。他们有些焦虑地倾心关注个人的自由，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东奔西走地寻求保证或修正，因为他们怀疑这理论偏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限度与理想。
这是他们的艺术中的混乱的根源，它经常使艺术杂乱无章，甚至可能使之沉默。必须懂得，“拒绝”为无产阶级组织所同化，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完全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之外。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居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意味着，这些艺术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无产阶级总参谋部的进军令，否则，他们就会使自己的行动完全无足轻重。但现在他们仍然很少有人这么做。他们必须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无产阶级合作，而这必然要求他们接受联合行动的义务。这是有教育作用的，并且，例如说，已经在斯彭德与戴·刘易斯身上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发展到他们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程度。但这些艺术家中的大多数，显得极不情愿走出这一步，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而且即使他们加入了无产阶级政党，这种联盟中的无政府主义性质也依旧以一种很典型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宣布自己已准备好与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除了艺术领域以外，准备在其他一切具体生活中接受无产阶级的理论与组织。这种保留——对于普通人是很不重要的保留——对于一个艺术家是绝对灾难性的，这恰好是因为他最重要的职能是当一名艺术家。这种保留导致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逐渐分离——他作为无产阶级分子的生活，与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的艺术，越来越分道扬镳了。他的全部无产阶级的企望聚集在一极，而他的资产阶级的艺术则都聚集在另一极。当然，这两者发生分离，不可能不伴随着相互的扭曲。他的无产阶级的生活闯入他的艺术中，或以一些粗糙怪异、片言只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形式，或对活的无产阶级理论采取机械应用的方式——在与革命运动联系最密切的三位英国诗人身上，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清楚。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艺术闯入他的无产阶级的生活中，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与无纪律性的异常的、无缘无故的大发作；或对党的革命理论进行明显的资产阶级的歪曲。这导致他的艺术中的一种无意识的不诚实——像利用革命来达到其私人目的人的那种不诚实。这是由于他把革命视为通向资产阶级乐土的途径，并且明白他的革命伙伴有不同的想法。然而，为了推翻现行制度，他准备进行合作。仅仅因为这是无意识的，所以才是不诚实的——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将是一个不坏的工作盟友，是为人们所承认的协议关系，就像在人民阵线中把各个不同政党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那种协定一样。
因为上述的保留主要涉及艺术领域，这样的艺术家主要关注于革命的是，在革命后确保艺术领域的自由。他完全不关心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他在具体生活中的自由。他懂得，到那时他的其他活动会更自由，因为在其他那些事情中，他已经有了无产阶级的观点。他关心的是艺术是否会是自由的，是否会有对艺术的“检査制度”。他关于自由的全部观念，事实上都归结为一个词——“检査制度”。他去俄国，主要不是去看那里的人民是否自由，而是去看艺术家是否受到当局的“干预”。这就把他对艺术家的看法，引向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观念，即艺术家这类人的作用就是做一只孤独的狼；他能为社会实现美，仅仅因为他不受现代社会的约束。他们想把这种概念拼凑进无产阶级理论之中。
当然，不独艺术家如此。例如，科学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与无产阶级结盟；他们只在科学领域里提出保留。他们到俄国去，准备牺牲一切，只要科学理论不受干预。他们形成了有关作为“孤独的狼”的科学家的典型资产阶级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扩大到一切的人——教师，农民，行政人员，历史学家，演员，经济学家，士兵与工厂经理，这些人懂得与无产阶级结盟的必要，自由地、自觉地选择这样做，并准备在对他们自身很宝贵的领域以外的一切领域里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在他们自己视为宝贵的领域里，他们要求保留资产阶级的范畴。如果所有这些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得到满足，这些要求合在一起会根本否定任何无产阶级社会，就等于干脆把他们所反叛的现行体制保留下来。这一情况当然并不影响提出这种要求的那些个人，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所关心的那些特定领域，小心地同整个生活领域分离开来了，于是艺术家很满意地看到，科学家们无产阶级化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资产阶级分子越是革命，他在自己的组织中就越难以和别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一起合作，他也就越是变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个人。
生活与人们最重视的职能两相分离，其所以可能，是因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整个意识形态瓦解为单独的领域，如艺术、哲学、物理学、心理学、历史学、生物学、经济学、音乐、人类学等等。它们增强了各自内在的组织与成就，却彼此排斥，并增加总的混乱。思想领域的这一情况相当于工厂里的下述情况：即一个工厂内部的良好组织增加了工厂间的失调；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斗争；这是现实的因素与资产阶级理论范畴之间的争吵；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消除这种思想混乱，并把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觉悟水平，就像它要消除这种经济混乱，并把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生产水平一样。两项任务互相对应，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人类争取更大的自由。
所以，有觉悟的无产者，向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发表同样的讲话：
“你们关于自由的概念，由于扎根于部分的社会，所以是不完全的。全部意识都是由产生意识的社会来决定的。由于你们对此种决定关系茫无所知，所以你们想像自己的意识是自由的，不是由你们的经历与历史来决定的。你们如此得意地表露的这种幻觉，是你们受昨天奴役的标志。因为如果你们能看到决定你们思想的那些原因，你们就会像我们一样，走上通向自由的道路。认识社会的必然性，是唯一通向社会自由的道路。
“当我们说，意识是由产生意识的社会来决定的，我们是说，思想与具体生活及实践最终是不可分离的。思想与实践彼此确保对方的自由，彼此发展对方的自由。你们以为，使理论脱离实践——脱离社会义务，脱离与实践相伴随的形式——就能使思想免受‘检查’了。你们希望让思想与生活分离，认为一切都可交出，但思想除外。你们想以此来保留人的自由的一部分，就好像一个人把自己的才能包在餐巾里，而不是大胆把它送到市场上去。然而，自由不是一种可以保存、可以分离出来的物质，而是在与生活的具体问题进行积极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你们宁愿将思想交付给无意识的资产阶级范畴去受束缚；你们宁愿剥夺掉实践的灵魂。
“不存在超越范畴与决定性影响的中立艺术世界，艺术是一种社会活动。你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有关自由的谬误的梦想；它自以为是自发的，其实却是严格地由意识之外的力量所决定的。你们必须在阶级艺术与无产阶级艺术之间作出决择：阶级艺术并不意识到它的来源起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虚假的，不自由的，而无产阶级艺术意识到它的来由起因，所以将成为共产主义的真正自由的艺术。除了共产主义艺术外，不存在无阶级的艺术，而共产主义的艺术尚未产生；而今天的阶级艺术，要不是无产阶级的——那就只能是垂死阶级的艺术。
“我们不会停止批评你们的艺术的资产阶级的内容。你们愤怒地拒绝这些经济上的范畴，不是因为它们不正确，而是因为它们是经济上的。但除了从具体生活所提出的范畴外，还有什么正确的经济范畴呢？我们只不过是要求你们应该使生活与艺术一致，使艺术与生活一致，要求你们使艺术具有生命力，你们难道看不到，艺术与生活的分离正是邪恶的、资产阶级的现象吗？你们难道看不到，在这种事情上，你们——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敌人站到一边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与你们的理论进行如此激烈的斗争的原因？
“我们的要求——即你们的艺术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不是要求你们把教条主义的范畴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应用于艺术，那样做将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求你们应真正生活在这个新世界，而不要把你们的灵魂留在过去。那是你们艺术家的灵魂，我们为此而看重你们。如果你们艺术是资产阶级的，你们的灵魂怎么能存在于新世界呢？当你们的艺术变得有生命力时，我们将知道已经发生了这一转化；到那时，你们的艺术就将是无产阶级的了。到那时，我们将不再批评它缺乏生命力了。
“我们的要求，并不是要你们在艺术的领域里接受你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相反只要你们把某种无产阶级专政强加在自己身上，并且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别的领域输入理论公式并把它们机械地应用于艺术，那么我们将说，你们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我们的要求是，你们作为艺术家，在艺术的领域里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这要求是，在下述两条容易走的道路中，你们不选其中的任一条：一个是机械地重新组合资产阶级艺术的那些陈旧不堪的范畴，另一个是从其他的无产阶级领域机械地引入某些范畴，这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们必须走困难的、创造性的道路——重塑艺术的范畴和技巧，以便使它表现新世界的形成，并且成为实现新世界的努力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我们将说，你们的艺术是无产阶级的，是有生命力的；我们将说，你们的灵魂已经摆脱了过去——你们的灵魂把过去拖进了现在，并在力求实现未来，那时候，你们已不‘只是一位艺术家’（这实际上意味着资产阶级艺术家）；你们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家了。”
无产阶级也把实质上与上述相同的信息传达给科学家、工程师、工厂经理、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但在这里的每一类人员中，这信息得不到理解；它被视为是形式的，或甚至是不诚恳的。这辩论不能在理论上加以解决，因为争执的实质在于，对立的双方生活在两个世界——资产阶级的诸范畴与无产阶级的诸范畴。然而，它可以在实践的领域中得到解决，因为对立的双方都生活在同一个现实世界里。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加速了对其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同化。情况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阻拦资产阶级革命者前进，并在某些人身上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这使得它的某些领袖的蜕化变质成为一种规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就是例子，他们表明，这种蜕化如何导致完全的背叛行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意识也可能起“拖后腿”的作用，阻碍艺术家变得完全成熟，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皮利尼亚克[5]、尤里·阿辽沙[6]就是例子，表明革命以后，由于诗人没有能力创造性地重新铸造资产阶级艺术范畴引发了矛盾冲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加快了整个吸收同化的过程。
一方面，过无产阶级生活的人们，试图以现存资产阶级的范畴来解释生活，也就是说，他们使用业已存在的资产阶级艺术技巧手法。这种尝试开始时必然带有游移不定的特点，带有不善于处置异己范畴的贫乏单调，它产生一些有时被认为实质上是无产阶级艺术的作品。然而真正说来，那些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艺术。这种艺术具有主题的纯朴性与公开性，伴随着技巧处置中的某种粗糙与笨拙之处；颇像第一次在行政管理中起作用的无产阶级成员，而行政管理在此前一直是资产阶级所专有的特权。不过正是藉助这一途径，资产阶级技术与资产阶级行政将经过艰辛的改造工作而被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个改造过程开始时，会犯各种错误，但却不会犯致命的资产阶级的错误。
另一方面，有资产阶级意识的艺术家企图重新塑造意识，以便表现无产阶级的生活。这一群艺术家与另外一群艺术家相会，而后者可以说是从对面掘地道过来的。一群艺术家企图把无产阶级生活（实践）推进资产阶级意识（理论）中去；而另一群艺术家则企图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塞进无产阶级实际生活中去。这两方面要做的事却是彻底重塑意识，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取得成功。资产阶级企图拿出一种富有特色的艺术，这有时也被视为真正无产阶级的艺术，而不是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艺术，在这种艺术中，资产阶级艺术里繁多而含糊的、探索性的、纷乱无序的因素，被部分地改造成为巨大的、具体的无产阶级的现实。
伟大的无产阶级艺术只能从这两者的综合中产生，从无产阶级破除旧意识之后的完全的融合吸收中产生，这种吸收同化把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提高到共产主义觉悟的水平。
因为那时候，无产阶级已与整个社会合而为一，这种意识已不再是不完全的，不再与生活割裂，就像骨肉密切相连。社会及其在人身上的反映，已不再是割裂的和受伤损的。艺术回归于生活，并对所有的人都成为一种现实。
三
诗以概括与抽象的方式，表现自我与由文字所象征的外在现实因素之间的能动关系。这种概括正是诗的能量的源泉，使它能以独特的力量，表达人的本能的情感因素——社会自我的生理学成分。
我们记得，原始狩猎者与采集者的呼号，是诗的最初起源。在这呼号中，人们试图通过改造自己来掌握大自然——使自己投身于大自然，从而使人们共同生活的方式与所寻求的客体相一致。这就像人们在艺术中所表现的社会观念，力图与野兽的足迹、它的特别的外形轮廓、它的某种凶猛性与弱点相符合。这种将自我投入大自然的做法是自觉的，因为它是社会的；即使在社会发展的这个早期，人们也只有在共同合作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地进行狩猎与采集。这就是诗情它从人们胸中唤起对自然的模拟，这模拟不只是一种反映，而是一个人们所希望的自然——是由人们在共同努力中所共有的大自然的丝丝缕缕织就的自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十分坦露而毫无修饰。
这渐渐转化为神话与宗教仪式，转化为合唱与吟颂等形式的诗歌。在这样的诗歌中，以畜群和庄稼的形态而存在的大自然被纳入社会的心灵中。人们不是改变共有的观念与行动去符合大自然的外形，而是改变大自然的外形轮廓来符合他们自己的观念与行动。大自然的运转过程受到夸张的歪曲，以适应人们的奇想。但此时，那把大自然纳入自己怀抱的社会，仍然是未分化的，是集体的，社会是被动的，但是在孕育创作，像一个孕妇。它有着某种封闭式的自满自足的情绪。此时生活存在于它内部——而不在外面。
在下一个阶段，大自然被融入社会，导致社会本身分裂成对抗的各部份或对抗的阶级。劳动的分工反映在社会的分裂中。农业文明与畜牧业文明的发展，导致统治阶级诞生，这个统治阶级变得僵化，并有一个农奴或奴隶阶级与其相对存在。与大自然的斗争变为人们相互之间的斗争。从神话变为史诗，变为故事，从宗教仪式变为戏剧，标志着统治阶级的最初出现。社会的冲突反映在一种阴沉并充满道德问题——是非问题的诗歌中，又有一种主旨愉快的诗——关于爱情与欢乐的诗歌对此作了补充。怀疑、哀情、崇高、宁静、恐惧、被意识到的美等，全都进入了诗的领域。而阶级的发展使得职能区分成为可能，从而给个性以更大的自由。人们第一次在诗歌中作为个人说话。抒情诗诞生了。
资产阶级进入统治地位——这个阶级以它的基础不断发生激进变革为其存在的条件。诗变得困惑，悲惨，充满矛盾。诗的技巧手法经历了最迅速的改造。诗的形成法则注定了它所采取的每一反叛其存在条件的步骤，只不过促成那些条件的成熟，及其自身的衰亡。具体的资产阶级的存在否定诗歌，否定个人自由，诗人们对此进行持续不断地反叛，只不过造就了整整一个诗的世界，这恰好满足具体资产阶级存在的条件。诗的世界远离生活，升入了纯艺术的天国，具体生活越是扼杀个人价值的实现，诗就越起劲地维护个人价值并公开否认具体生活。这种脱离生活的做法，反映了资产阶级与现实的脱离，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现实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生产力与资产阶级存在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
诗在技巧上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准；它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越来越成功地坚持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个人的感觉，以致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直至先是感知然后是感觉都全然不存在了。大多数人不再读诗，不再觉得需要诗，不再懂得诗，因为诗随着它的技巧的发展，脱离了具体的生活，而这一脱离本身无非是整个社会中类似发展情况的对应物而已。
因此，诗人为生活所迫——即为个人经验所迫——集中注意力于某些词汇和起组织作用的价值，而这些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直到最后，诗从当初作为整体社会（如在一个原始部落中）中的一种必要职能，变成了现今的少数几个特选人物的奢侈品。
从资产阶级文化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运动，也是向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团结回归的运动。但这一运动包含并汇聚介于现代与古代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全部发展，以及使自由、个体化与意识三者的增强成为可能的全部劳动分工。这也是一个返回没有强制的社会的集体主义与整体性的运动，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同等地分享意识与自由。
一个原始的社会，由于其劳动生产率低下，其社会整体性是简单的，粗糙的，其意识与自由是贫乏的，所以尽管为所有的人所共享，各人所享有的那一份却极少。在一段时期内有必要对自由与意识进行垄断，聚集于统治阶级一极，以便人们把沉睡在社会劳动中的全部生产力发展起来。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一种矛盾，最终只能由共产主义才能解决。那时，以劳动分工与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生产力已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社会的整体性中人们的个性可以自由地区分并表现出来；社会有充分的自由与意识，人人可以分享，而且人人有很大的自由权；社会中的自由与意识是普遍享有的，比阶级社会要高出一筹，因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与意识永远是残缺的，破裂的。只有那时，个性将得到新的更高度的实现。
这意味着诗人的读者会大大地增加。随着自由与意识成为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一个阶级的特权，诗人的读者大众必然逐渐与社会合而为一，而诗将再一次执行其类似于原始部落的诗的职能，但有一点不同，即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使诗歌与其他艺术区别开来，使艺术与科学区别开来，并把诗本身从一个部落群体的集体诗，改造成为有许多个人的诗，所以，通过集体化，共产主义时代的诗不会减少个人的特色，而只会更具有个人特色。这种个体化是艺术上的个体化——通过改造社会自我来进行。这不是个人的，梦境般的个体化——不是通过使社会自我陷入无意识状态来进行的个体化。
诗人的读者将增加，这从苏联的情况即可看出。在那里有两百万或三百万诗歌读者，诗歌书籍的销售规模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闻的。
同样的改变也反映在诗的语词中。资产阶级诗人的语词变得深奥并深受局限。不是词语数量受到局限，而是词语的可用的公共价值受到局限。事实上，与技术上的不断革命相对应，资产阶级诗人所使用的词语数量及类别增加了，而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一直要继续到资本主义的终了。但技术上的扩展与充实却伴随着诗人所使用的词语在社会联想上的减少与贫困化。
词义的社会联想逐一地变得粗俗、普通、俗套、不诚恳、陈旧、使用过度或商品化，因为这些词语从其中汲取精义的生活正变成上述那种样子。因此现代诗变得越来越缺乏生活，缺乏真实的社会内容。诗所能使用的仅有的那些词义，变得越来越个人化，甚至发展成完全是隐秘的，私人的。因为这个原因，诗已不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被淹没在资产阶级文明的条件中。它太富于反叛性，对具体生活持有过分公开的批评态度。它是反叛性的，并不是革命的，但也不是起麻醉作用的。诗未接受人们的粗俗化的价值观和受侵害的本能，没有像宗教、爵士乐或侦探小说一样，使两者在一个理想的满足意愿的世界里得到抚慰。它不声不响地把所有庸俗化的价值观念排除在外，但这么做时，它也一步一步地愈益把具体生活排除在外，就是这一过程带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世界，带来了他性与幻象的世界，带来了高高在上的梦幻的天国，它最终完全变成为私人的东西，变成恶梦的深渊，水底昏暗的深渊。
就这样，诗失去了它的简明质朴的外形，失去了那种壮丽，那种求索的崇高精神，这些特征从具体生活的中心进入诗里，它们能以最普遍、最意味深长的方式，表达最概括的、最重要的体验。
诗虽然富有反叛性，但并非是革命的，因为革命存在于物质的现实范围内，对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和受侵害的本能发挥作用。革命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用虚幻的天国来安抚他们，而是把他们的仇恨与盼望——不论多么有限——集中于现世的任务，即铲除具体生活中他们的悲惨境遇的真正根源。诗人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虽然在第一阶段上，他能成为革命的歌颂者与鼓舞者），因为受到异己的价值观念的压迫，他的世界已成为真实世界的过分狭小的一部分，而革命的一部分任务就是要使他的世界扩大起来。
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发生价值观念的改变。生活非庸俗化，集体自由增长，个人意识得到解放，这意味着这些价值观念在得到再生与高尚化以后将重新回到艺术家的调色板上去。开始时，他的语汇在词语数量方面可能甚至更简化了，这正是因为由诗的词语所揭示的现实世界是如此复杂丰富。如今，他能用古老的崇高的方式说话。对于诗而言，语言所隐示的价值观念的世界将要扩大，就像伊丽莎白时代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揭示了一整套以前属于诗人个人的价值观念，第一次使其成为社会性的，现在则向诗中注入一整套净化了的社会价值观，它们第一次也变成为诗人个人的价值了。诗的技巧手法的这种变化，反映出艺术如何回归于它所脱离的生活，随之带回来由此分裂所产生的全部发展成果。
资产阶级经济所发展起来的个性——它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自己扼杀着自己——受到共产主义诸范畴的更进一步的精心培育，同时被整体化，被赋予集体的完整性与明智性。这可能从以下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广播的发展将给予诗一种新的集体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演员的个性将不再与诗意的瞬间相冲突，因而诗能回到戏剧中来，使戏剧再一次变为集体的和真实的。由于电影以更加集体化的、更加丰富有力、也更加灵活的方式实现了资产阶级舞台的最大可能性，它可能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能充分实现它自身。（不过这仅仅是猜想而已。）
制片人之于电影就像指挥之于乐队，是在其中发生故事的那个自我的化身。但他的力量比指挥要大得多。不要以为，共产主义必然扼杀演员“明星”与作家。相反，正是到共产主义的时代，他们的个性才会被给予更为精细、更深刻的意义，因为那时意义将是集体的意义。把个性提高到顶点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最后时期，没有产生“英雄”，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演员或诗人，这决非偶然。伟大的人物不只是一个个人，而是被赋予了集体的化身与意义的个人。伟人的身影如此巨大，是因为它复盖着整个社会。资产阶级文化嘲笑无产阶级，因为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早期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而资产阶级文化认为，共产主义“不信仰伟大的人物”，或“不信仰个人”，所以这些伟大人物的产生，与无产阶级自身学说相矛盾。在这种嘲笑中，资产阶级文化仅仅暴露了其自身有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概念中的谬误。
人们将要看到，社会的最后发展，与原始共产主义有下列的类似性，即人们再一次从自我向外转向现实，并坚定地正视这个世界。但是现在的世界不是那个由少量野兽、庄稼、一轮升起和降落的太阳组成的世界，而是一个变得丰富了的世界，一个在阶级形成时期里通过把大自然纳入社会而变得丰富了的世界。它是千百年来大自然与人相互渗透而精心形成的现实，这在社会劳动分工中体现得很明显，并源于人们改造大自然的企图，尽管起初人只是把大自然引入自身，而不顾及这一运动必然产生的一整套社会关系。
当这一时期结束时，人们能坚定地面对具有其全部丰富性与复杂价值现的整个的社会关系世界。以前，由于认识世界中的偏差，人们把这个社会关系世界视为一种神秘的存在，或视为某种力量，或视为神灵，或仅仅是一种抽象——人、“人的实质”、文明社会。生活的这个具体世界——它把人与自然彼此分离的比较简单的抽象世界兼收于自身之内，形成一个完美的，发展的整体——是共产主义诗人所特别关注的。他对自己的个性感兴趣，并不是关心个性本身——个性这个概念掩盖了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而是对在交流着的世界中他的个性与其他个性的不断发展的关系感兴趣，这个交流着的世界不只是一个流动的、无定形的海洋，而是有其自身的严格性与真实性。共产主义的诗人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关心真实生活里的人类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价值观念的实现。
艺术的每一阶段，文化的每一时期，都有其前进的原则，那是该时期的悲剧、美、满足与创造性力量的源泉。在原始文化中是强壮而狂野的兽的悲剧。在畜牧社会是神与神话的悲剧。一切阶级社会中，是主人公意志的悲剧；在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君主的意志的悲剧；对于后期资产阶级社会则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普鲁斯特的“我”的意志的悲剧，他们完全存在于个人的幻想中。悲剧的本身不是悲惨的，它是美丽的、温馨的和令人满意的——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来说，它是净化的。但由于作为文化母体的社会分崩离析和贫瘠枯竭，也存在文化悲剧性地消亡的情况。这是艺术的悲哀，它不可能是悲剧的，因为它不能以悲剧的方式来解决它的问题，而是被不可解决的冲突所撕裂，为各种各样不真实的奇思幻想所困惑。今天的艺术处于完全的彻底瓦解与徒劳无益的状态中，这是它的悲剧。这是不理解自身的意志的悲剧；是无意识的个人的悲剧。他身受奴役，却不知是被什么所奴役。而艺术则是自由人的特权。
一切艺术都受自由观念的制约，这种自由观念在产生它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艺术是自由的一种形式。而一个阶级社会所设想的自由必定是该阶级所已经达到的相对自由。在资产阶级艺术中，人意识到外在现实的必然性，但并不意识到他自身的必然性，因为他对使他之所以为他的那个社会缺乏自觉意识。他只是半个人。共产主义的诗人将是完整的，因为他将是既意识到其自身的必然性，也意识到外在现实必然性的人。
下列命题是一切艺术的主题，因为它是现实的本质特征，即：有产生，就有消亡；一切事物都在消失中，都在运动中；存在犹如涌泉，它具有一定形式，正因为永无静止。人们为生命所吸引，因为生命正离他而去；人们有着那种像星星一样古老而严守时节的欲望；爱情强烈而甜美；年轻的生命取代年老的生命。上述一切是人的生存的特性，它像人类一样经久长在。但人类也会消亡。
所以，艺术的素材会像人类一样地经久存在，只有当人被无谓的冲突所撕裂与消耗，而且社会的脉搏律动停止时，源泉才会枯竭。社会的这种运动是创造性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摆动，而是由它的永不安静的本质所促成的发展。永恒的纯朴性在自己内部产生艺术的丰富性，不仅因为它是永恒的，而且也因为变化是它们存在的条件。因此，艺术是人类认识其自身的条件之一，反过来又是人类存在的现实之一。
（潘宗乾 译 黄梅 校）
[1] 基督宣讲的天国对穷人来说是可以在此世实现的，而不是在极乐世界或来世。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教诲有某种革命内容。从对早期基督徒进行迫害、施行肉体折磨并散布有关“暴行”的谤言等行径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不过，这天国必须以不抵抗方式得到，由天堂的势力通过普遍的灵魂改悔而实现，因而基督教势必变为单纯的改良运动并最终成了维持被压迫者臣服于君士坦丁一世的王座之下的工具，如果说原始的共产主义像原始的基督教。那么，社会民主党就是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原注
[2] 斯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他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历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等书。
[3] 原文为Aryan，指不包括犹太人在内的白色人种。
[4] 原文为法文。
[5] 皮利尼亚克（1894—1937），苏联作家。
[6] 尤·阿辽沙（1899—1960），苏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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